但是,这位有着“龙”这样一个姓氏的小姑娘的表现让我羞愧,在德夯住的“九龙阁”的石楼主、在老洞那顿极为丰硕的误餐,都是如山一样名、水一样清的淳朴和真挚。
我这样一个东部的、长三角地区、所谓“文明”的人,已经可悲地沾染了世俗的恶习。
汲汲于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去信任别人,什么事都习以为常地向金钱靠拢。
我无比深刻地认识到沈从文先生的边城之悲叹。我们与自己的天性已经不可避免地背离的,涤荡也难以恢复,我们不再是我,我已经成为了世俗的一种表现物,然而我们不识之,而且自以为有品位,自以为见识广。
只有在湘西这样的地方,才能偶这样隔世的清醇和朴实,而与他们隔世的我们,是喧哗阵阵。
我们的喧哗是基于我们的话语基础之上的。
我们之所以繁华,是因为我们关于“繁华”的定义是“繁华”那样的,是经济上的“发达”等等。我们之所以“文明”,同样是由于我们关于文明的定义是词语上的雕琢等等。
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
从这样的层次上思考关于焦灼的道德,我觉得道德越完备,人类越绝望。
有一种无穷的力量——语词的力量——侵袭到这些没有被我们的语词所污染的地方时,老子说当绝当弃东西使得这些地方也蠢蠢欲动。
我们的语词试图满足人类不当和过分欲望。有欲望就有希望。而希望是人类唯一的动力和能力,所以希望也能毁灭人。
我们的语词与自然相悖。
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于生则止。
这是理想的状态。我们的语词与之相悖。
语词构成规范,规范建构道德,道德诱人堕落。
而在我们的喧嚣对岸的人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拼命地挤向向往之门。
我本来想象过语词的能力,但是没想过会有这么大的能力,但是当我看到真正喧嚣对岸的人和他们淳朴的想法后,我恐慌了。
话语权利无处不在,苗民本来保持他们固有的本真状态的话语习惯,习惯于信奉蚩尤,信奉傩神,信封巫师,信封蛊术,他们维持一种最朴素的生存哲学,敬畏自然生灵,人人袒露,烟蕴在湘山楚水中。简单地按衣着分为青白红花黑五苗简单生活在这简单的土地。
他们那里本不存在对岸的我们那一套。
然而当我们的语词掌握了蛊惑的力量时,它释放出远远大于蛊术的能量。
我们的语词建立于我们所谓的“文明”的基础上,我们的文明以我们的定义是优势和先进的,对于苗族文明这样一开始武力斗争就没有斗过黄帝文明的存在是一种俯视的态度——正如西方对于我们。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是落后愚昧和弱势的。
不过随着外来文化的涌入,随着边城被现代文明所发现,被商业所发现,苗人也有一些学会我们的语词,并从我们的语词中想象“先进”的高楼大厦。
在我们的语词中,苗人完全陌生,是完全不具有话语权力的个体,任何一个懂得我们的语词的人此时具有了上对下的权力,并且会不自觉的运用这种权力,向无权力的赤子灌输语词,以文明的语词诱惑着。
所谓文明的真相就是,建立一种体制,然后以人类欲望的负面影响引诱人类进入体制并试图向体制的上层攀爬。
那,体制是谁构造的呢?
当然是人本身,最初人为满足自己的基本欲望——食色——而发展起来。而人类智慧——适应自然的强大能力——使得人能获得更多的食、更好的色,于是,如何分配多余呢?由此,体制诞生了。
处在体制最高层最具有权力的人就有做多最好的食色——这在封建社会和奴隶社会体现得尤为明显,现在随着人类智慧的积累已经不是很明晰,但本质上依然如此。
苗人同样在体制当中,但他们的体制比我们更加尊重自然,尊重天性。我们的入侵使得他们也渐渐千疮百孔,我们的入侵使得世界渐渐浮躁华丽。从这个意义上,人类是最大的病毒。
我很悲恸地听者我们的向导,一位姓麻的小伙子,诉说着他对于从来没去过的上海的向往。我心中却想着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