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扬州运河就“河湖分离”

　　运博会前夕，关于明代扬州运河渠化的争论有了更明晰的答案。扬州市水利专家徐炳顺经过精心研究认为，自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至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前后经历205年，先后开挖了康济、弘济等河终于达到运河渠化这一目的。它使扬州运河自宝应至邵伯发生了根本性的巨大变化。

　　明初，淮扬之间漕运的运道一直在管家、射阳、白马、范光、石臼、新开湖、甓社、武安、邵伯诸湖中行走，所以称为“湖漕”。为使船只航行安全，摆脱湖中风涛影响，依湖开河，将河湖分隔，成了当时朝廷、治河人员的最大愿望。

　　渠化第一人是位平民

　　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年），经淮东提举陈损之提议，“自扬州江都至楚州淮阴筑堤三百六十里”。于是，扬州运道有了湖堤。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朝廷接受宝应老人柏丛桂的建议，动员淮安、扬州两地5.6万人，自宝应槐楼抵界首穿直渠40里，在湖堤之东又筑一堤（即河堤），在湖堤与河堤之间形成河道，将湖、河分隔，船只由以往的湖中行走改为河中航行。“引水于内行舟，自是堤无溃决之虞，民亦休息，而舟行称便”。这是扬州运河有东堤之始，实现了渠化。平民柏丛桂成为实施渠化第一人，后人称之为“柏氏堰”。虽然不久堤废了，但至今仍然是一个美谈。

　　高邮湖上有段白公堤

　　至成化时，白马、宝应、高邮、邵伯等湖，每遇西风狂作，运粮的官民船只经常遭到飘损，又提出了筑重堤的想法。所谓“重堤”，就是在原有湖堤之东再筑一道堤，形成两道堤，成为河道，实施河湖分开，船在河中走，避开风浪，但并未实行。

　　12年后，即弘治三年（1490年），当时任高邮知州的毛寔到任后，与户部侍郎白昂联合，在湖堤之东三里，筑成“自城北三里杭家咀至张家沟，长竟湖，广10丈，深1丈有奇，两岸拥土为堤”的河道，实现了河、湖分开。因湖、河分开，人获康济，明孝宗皇帝赐名为康济河，这段堤也被称为“白公堤”。

　　新康济河延续数百年

　　康济河开成后，自高邮城北三里杭家咀至张家沟，出现了三道堤：西为老堤；中为土堤；中堤之东，谓之东堤。漕船行走在中堤与东堤之间。康济河最大的弱点，是西侧的老堤与康济河的西堤（时称中堤）之间距离太大，有3里之遥，中间有农田1.8万亩，称为“圈子田”。万历三年（1575年），黄、淮并涨、冲决高家堰，穿越康济河下面向东排泄湖水的3座年久腐坏的木涵洞，洪水进入圈子田，成了“田湖”。运行时间不足七十年的康济河，不复存在。

　　由于康济河的废弃，漕船再度由湖中行走。万历四年（1576年），漕运侍郎吴桂芳命郎中陈诏、高邮州守吴显等，在老堤之东重开月河（即越河，时又称复河），将康济河西徙，改筑白昂所筑中堤为东堤（后又称之为新中堤），万历五年（1577年）完成。原东堤因运河西徙而废，形成了新的康济河。这一段运河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即今高邮市界首镇南四里铺至高邮城一段运河西侧的老运河，如今已是历史遗存。

　　范光湖曾是扬州首险

　　高邮康济河开成以后，宝应范光湖即宝应湖，成了扬州运道的第一险。

　　东南财赋经宝应范光湖转输，为明朝廷的命脉所系。自明正德十六年(1521年)，工部主事杨最提出按照高邮开挖康济河(弘治时)的模式开河之后，到万历十二年(1585年)开挖弘济河时止，其间提议请开越河者连连不断，但屡议屡停，又缺少奋膺决策者，前前后后竟拖延了60多年。后在王廷瞻的主持下，万历十二年(1584年)九月开工，万历十三年(1585年)四月即完工。自宝应南门外至新钲三官庙，开月河长三十六里。神宗皇帝嘉奖，赐名“弘济河”。从此，扬州运道脱离了范光湖（即宝应湖），不再受范光湖风涛的影响。

　　万历年间终全线贯通

　　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总督河漕史潘季驯以原来湖堤为东堤，从宝应南门外至黄浦又筑西堤二十里，截湖为河，北接通济河（位淮安），宝应月河形成，实施河湖分开，从此运道不再经白马湖。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总督刘东星命郎中顾云凤、扬州知府杨洵，督民夫挑邵伯月河，长十八里；又开界首月河，长千八百余丈，使运道离开界首湖。至此扬州湖漕全部河中行走，奠定了以后宝应至邵伯运河的基础。

　 【新闻人物】

　　柏丛桂

　　柏丛桂，江苏宝应人，生于元代大德年间；自明代始，柏已年逾六旬。关于他的生平没有过多的记载，常见的是在他的名字后面有老人二字。何谓老人？《御制历代通鉴辑览》介绍，老人：乡官名。洪武中，命有司择民高年、而公正、可任者，听其乡词讼，谓之老人，事重者始白于官，余皆老人理之。可见，柏丛桂正是明朝廷在民间所选的一介平民老人。柏丛桂的两次为船只捍风浪的建言均被朝廷采纳，并付诸实施，故而成为明初著名的治水人物。